在韩国，从事农牧等第一产业的移徙劳动者，处境往往比在制造、建筑、服务业工作的移徙劳动者更为艰难，并在偏于封闭、保守的社会中，作为外国人而容易暴露于种族歧视。歧视既可能由法律或制度助长，也可能被习惯或文化正当化。劳动基准法中针对劳动者的例外条款，以及禁止变更行业或工作场所的雇佣许可制，不仅造成与其他移徙劳动者的差别，也在轻慢劳动者、漠视外国人的风气中，带来强迫劳动、辱骂殴打、性暴力与侵犯私生活等问题。研修生（D-3）方面，有违反最低工资、拖欠工资、强制储蓄、工伤、扣留身份证件、高额输送手续费等；单纯就业劳动者（E-9）方面，有拖欠工资、违反合同、借限制变更单位而施压、工伤、辱骂殴打等；未登记（逾期停留）劳动者方面，则有拖欠工资、退休金、工伤、辱骂殴打等，皆被列为典型。婚姻移民则常因离婚而被持续贴上“婚姻破裂”的污名。若夫妻问题可能演成家庭暴力，离婚也可被视为出路。对移徙新娘的访谈中，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家庭关系与经济困难，乃至细小争执，都被指为恶化夫妻关系、造成误解的常见因素。韩国人与移徙者所生子女，在获得同等对待方面，有时会遭遇微妙却有意识的拒绝。雇佣许可制于2004年施行，产业研修生制度于2007年并入该制。宪法法院于2011年9月决定，限制外国劳动者变更工作场所次数的旧《外国就业法》条款，并不侵害职业选择自由（2007HunMa1083）。韩国于1992年加入难民公约，自1994年起依出入境管理法受理难民申请；独立的难民法于2012年制定，2013年7月施行。资料中“1994年制定难民法”的说法应在这一点上纠正。难民法将因种族、宗教、国籍、特定社会群体成员身份或政治见解而有遭受迫害之虞的人定义为难民，并规定审查程序与待遇。即使未被认定为难民，若存在酷刑等危险，仍可能获得人道主义停留许可。资料中的难民统计以2015年为准，此后申请人数与认定人数已大幅增加；此处不再追踪其后的数字。宪法法院认为，外国人可以成为人的尊严与价值、追求幸福权等可视为人之权利的基本权主体，但参政权、入境自由等可视为国民权利的基本权，则可对外国人加以限制。职业选择自由，对已经合法被雇用的外国人，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承认。在雇佣许可制下，原则上须继续在最初工作的场所劳动，仅在停业、废业、不当待遇等事由出现时才能更换。将这一限制近于强迫劳动的批评，与为中小企业保障人力所必要的主张相互对立；资料提出的对策是语言教育、引入国际人权标准、就业稳定与劳动监察。婚姻移民在取得国籍前即使离婚，若能证明破裂责任不在自己，仍有继续停留的途径，但证明负担很重——也有这样的指摘。同一主题更完整的韩语报告，可以在 CampusDown 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