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事实确认资料不是通话内容，而是对方电话号码、通话日期与时长、发信基站位置等有关通信的外形信息（《通信秘密保护法》第2条第11款）。该法规定，侦查机关经法院许可，可向电气通信事业者请求提供此类资料。基站侦查是一次性取得在特定时段经过特定基站的全部利用者资料的方式，因而会大量收集与犯罪无关者的信息。个人信息自我决定权是自己决定其信息于何时、向何人、在何范围内被知悉与利用的权利，是由宪法第10条、第17条等导出的独立基本权。宪法第12条第3款与第16条保障令状主义。其本质在于，限制基本权的强制处分须经中立法官的具体判断。允许基站侦查的提供请求，是未经加入者同意即可向作为第三人的电气通信事业者请求资料的强制处分，适用令状主义。实务上的必要性难以否定；而依《通信秘密保护法》须经管辖地方法院或支院许可的该许可条款，实质上满足令状主义——这是宪法法院的判断。因此，该许可条款并不违反宪法上的令状主义（2018.6.28宣告2012HunMa538全体裁判部决定）。目的的正当性与手段的适当性，因特定犯人的侦查需要而得到承认。但因既无追问能否以其他方法侦查的补充性要件，亦无对象犯罪的限制，侵害的最小性未被承认；又因所收集信息的数量与敏感性，法益的均衡性亦未被承认。宪法不一致是一种变形决定：法律虽违宪，但若立即失效会造成法律空白，便在立法者改进之前于一定期间内继续适用；期限过后即失效。本案也定下了改进立法的期限。国会于2019年12月修订《通信秘密保护法》，对像基站侦查这样请求不特定多数人通信事实确认资料的情形，以及对请求实时位置追踪资料的情形，增加了补充性要件：仅在以其他方法难以阻止犯罪实施、发现或确保犯人、或收集保全证据时，始予允许。通知程序亦被补入。同一整理还对美国作了对比：就通信使用情况记录装置或发信信号追踪装置，若判断将取得的信息与正在进行的侦查相关，则可在不超过60日的范围内签发安装许可命令。同一主题更完整的韩语报告，可以在 CampusDown 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