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的手推车、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Titan，以及什么是社会变化

五十多岁的K先生，从年轻时就做蔬菜行商。学校没念太多，退伍后在龙山市场做卸菜之类的杂役，发觉香辛料行商比别的蔬菜收益更好，便开始用手推车做买卖，一度把生意送上了轨道。盛时饭店熟客很多，把活动范围扩到龙山区厅一带和元晓路入口，养活五口之家并不困难。可是从一九八〇年代起，新的竞争者出现，自己的地盘开始被侵占；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他把熟客渐渐输给新的行商——那些人用小型车、Titan卡车，既装香辛料，也装蔬菜和水果，用扩音话筒和录音机招揽：“某某农场的新鲜某某出来了。”就香辛料和蔬菜而言，他有十多年经验，比谁都有把握，而且对方卖的其实不少是鲜度和品质都不如自己货的二流货；可是筹集购买Titan的资本很难，还要学开车、考执照、学会摆弄简单的电器，这些都让他觉得负担，就这样犹豫着，把熟客让给了他们。心里发闷，又生气，开始常喝酒，没有酒甚至一天也难过，便去参加某家医院的戒酒聚会。会到医院，也是因为大醉后常和周围的人争执、举动粗暴，警方竭力劝告，妻子和家人强制住院。

在这个人身上看到的是：K先生非常诚实勤勉，却缺少迅速把握这一事实的能力——急剧变化的韩国社会里流通结构在变，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在相当程度地西化。夹杂着英语的电子产品，对他是难对付的机器；居民饮食习惯正在改变，他也拿不出应对办法。起初他直觉自己正被挤退，感到困惑和不安；即使说明自己的货更好，也在竞争中被挤退，熟客一个个失去，便从新出现的行商那里感到挫败，从顾客那里感到一种强烈的愤怒。虽然正规教育受得不多，他却连军队生活都经历过，一度还保有不少主顾，对人关系和商才似乎也相当顺畅。因此，当他开始隐约感到当时人们的饮食习惯和对食品的欲求正在改变时，若能以积极应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去面对，也许本可以躲过那样的危机。可是这个人觉得，那些把不如自己货的劣质品说得像样再卖掉的、不像话的卡车行商，他们的话都比自己的话更被相信，那些愚蠢的消费者可恨，便用感情而不是理性去消化事态。以上，文章简略地看了一个所谓未能很好地适应新变化的事例。无论社会变化来得多剧烈，无论周围变得多少，实际上像K先生所经历的那样、周围环境发生变化的例子，并不会很多。从东亚文化圈跳进西方文化圈的人所面对的变化幅度，甚至难以测量。语言自不必说，生活习惯和社会规范完全不同。连车辆行驶的方向和季节，都已经变了。将来比这更大的激变，随时都可能有。可是，一边生活在已经变得不同的变化里，一边仍想守着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去过日子的人，要多得多。采取这种态度，就会经历社会冲击现象，受苦，也无法存活。于是文章去看社会变化的定义，并寻找克服社会变化冲击的应对办法。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的那些数字，留下，不另添后来的官方数字。

社会变化被看作涵盖整个社会、既包括结构方面也包括规范方面的变化。因为有难以精确规定的一面，文章想通过察看各种理论来确认这一概念。大致上有时分成进化论和循环论来说明；进化论又分成单线进化和多线进化，循环论也分成平面循环和螺旋形循环。解释社会变化原因的理论里，有一种看法认为技术革新是原动力，另一种看法认为人的意识和价值观之类的观念是原动力。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具有力求保持均衡的性质，为适应体系内外的冲击，在社会整体结构恢复均衡的过程中发生社会变化；也有冲突论的看法，认为体系内部的冲突是社会变化的原因。也有看法认为社会在分化与整合反复的过程中发展。关于社会变化的方向，进化论最基本的概念——适应、进步、进化、方向性——在社会变化里也成为重要概念。使用把社会变化视为肯定事物的进步或发展概念。斯宾塞把社会比作生物有机体，把焦点放在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上。他把从含混而不一贯的同质性，变为清楚而一贯的异质性的过程，看作进化，并细分为军事型社会与产业型社会。涂尔干的看法，是从机械团结的社会逐渐过渡到有机团结的社会这一进化论立场来说明的。有机团结是人口增加后分工发展、各部分必须结成相互合作关系的社会，以多样性、异质性和相互依存为特征，不以惩罚为目的、而以恢复原状为制裁方式的补偿法，成为重要的控制手段。机械团结指的是分工发展以前的社会，特征是强烈的集体意识占支配地位。集体意识是成员中共同出现的意识形态。在强烈集体意识占支配的社会里，要求单一的价值观，个人的行为和态度也整齐划一，社会控制主要通过刑法压制地进行。比较斯宾塞和涂尔干：斯宾塞认为分化推进后整合会自动达成，而涂尔干认为，若价值与规范这类契约以前的要素没有准备好，社会的整合就很难。

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发展论，并不把社会看作沿一条直线逐渐变化发展，而看作在某一瞬间变化发展成新型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理论被称为比单纯进化论观点更为具体的多阶段发展理论。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体制也在变化。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体制发生变化，其下层建筑、即生产方式的变化，遵循黑格尔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的行为中重视劳动。最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成和谐，带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可是某一瞬间会出现矛盾：既有的生产关系给想进一步增长的生产力套上枷锁。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形成与已发展的生产力程度相应的新的生产关系，随即带来新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一过程反复进行，社会便经阶段而发展。接下来，循环论认为社会或文明也像有机体一样，反复生成、成长、衰退，没有发展或退步这类特定方向，只是反复生成、成长、衰退的过程。与此相对，进化论把社会变化把握为发展这一概念。索罗金区分了三种社会文化体系，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周期性循环过程。他把感觉指向型和观念指向型看作两种主要文化类型，主张历史在这两种相反的文化类型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振荡，并认为在这种振荡过程中，有时也会形成理想主义文化的综合。他认为变化的源泉在社会文化体系内部，并主张任何一种真理若被过度开发，就会变成虚假或遭到歪曲的“极限原理”。帕累托在精英循环说里，为了说明人的非逻辑行为，引入了残基和派生体的概念。残基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中、比较持久的基本情感，与精英理论有关。派生体是个人把自己非逻辑、非科学的信念体系等说得像样、加以合理化的精神要素。斯宾格勒谈论西方的衰亡。他把文明比作生物有机体，认为循环经过出生、幼年、青少年、成熟、老年、死亡五个阶段，并在这一点上主张西方文明已经进入败亡阶段。例如战争、价值观的冲突、凝聚力的瓦解等。

均衡与冲突、技术与精神，以及一九五〇年以后五十年的韩国

关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首先均衡论把社会看作均衡的体系，并从生物有机体维持个体的过程加以类推来说明社会变化。作为本世纪中叶构成美国社会学中心的理论，提到了帕森斯的恒常性。生物有机体有回到原状的倾向，这叫做恒常性。社会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这些部分对维持整体的秩序和稳定有所贡献。某一部分发生变化时，会出现能吸收它的变化，减少冲击和紧张，体系整体的均衡和稳定便得以恢复。除了产生这种结构性均衡的过程之外，也承认存在产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例如，它受到这样的批评：对于发展中国家全面的社会变化革命这类急剧而总体的社会变化，它无法说明。接下来，冲突论认为，社会只是因为有力量的人对没有力量的人的强制力，才显得秩序得以维持，其底层始终遍布冲突，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此把社会变化的原因把握为有力量的人与没有力量的人之间不断的冲突。马克思的看法把冲突的原因求诸经济因素。因为有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两者之间便产生冲突。与强调各部分对整体之和谐的孔德或斯宾塞相反，他以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紧张和冲突为前提。也就是说，部分彼此紧张和冲突所产生的动力，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冲突，被看作社会发展的因素。达伦多夫的看法把冲突的原因求诸政治上的权威关系。他把权威关系的组织命名为“上命下服的结合体”。又大致分为下命令的人和执行命令的人。他们因权威分配的差异而持有相反的利害关心，在一定条件具备时便结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一旦结集为利益集团，为了维持或改变自己的位置便进入冲突阶段。这样一来，权威关系的上下移动、统治层与被统治层位置的变化、规范的改革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便产生，社会变化得以实现。

关于社会变化的因素，作为技术决定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带来下层建筑的变化，这又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从而社会变化、发展。奥格本说，文化不断变化，但其内容并不是以均匀的速度一同变化；经验性的文化部分变得快，规范性或价值性的变化变得慢。当变化的速度和幅度出现差异时呈现的文化现象，叫做文化滞后。也就是说，技术先变，随后适合该技术的价值和规范再变，并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变化。作为观念论，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试图证明，文化理念和信念影响了经济体制的变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主张英国清教徒的宗教信念是资本主义发生的原因。接下来，社会心理学的变化理论强调，社会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时，个人人格的重要性。有黑根的创造性人格论和麦克利兰的成就取向人格论。黑根把经济发展规定为来自技术进步的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大。这一过程由“创造性人格”完成。他试图实证这样一个假设：拥有“创造性人格”的人出现在特殊的社会脉络中。按他的主张，权威主义人格倾向于固守传统的行为类型，而创造性人格则力求追求更新、更好的方法。可是，要在传统结构里产生创造性人格，必须有对“地位尊敬”的“撤回”，这一现象对权威人格施加压力，权威主义便陷入失败主义。这种失败主义意识传到子女身上，在两三代过去之间，便培养出创造性人格。麦克利兰认为，对成就的需求纯粹很高、并且广泛散布的企业家精神促成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大体上，高水准的成就需求得以扩散的社会，会产出更有精力的企业家，他们又会创造出更为迅速的经济发展。”他着力从经验上检讨这样一个假设：特定文化会培养人们当中的成就需求。他通过分析民众文学作品、大众传媒、童话书一类材料，试图辨别一个社会的成就需求是强还是弱。结果确认，经济增长程度越高的国家，成就需求也越高。这一确认不另标年份，也不另添后来的官方数字。

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变化和技术发展，文章只看技术发展带来最急剧社会变化的一九五〇年以后的社会发展。文章所说的“过去五十年”，对韩国社会而言是国内大变革的时期。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之而来的从日本获得解放、以及很快发生的南北分裂，一九四八年南方政府的建立，一九五〇至五三年的战争，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的学生革命，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的军事政变，一九八〇年的第二次政变，一九八七年六月民主抗争之后一九八八年第六共和国的出发，等等，显示韩国社会变化的历史事件发生了。把这五十年间韩国社会经济性格的变化归纳成几点：第一，从传统社会转变成资本主义的产业社会。第二，把范围收到经济方面来看，从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第三，从低收入国家上升到中高收入国家。第四，从封闭的东亚社会变成西化的东亚社会。第五，在政治方面，作为民主主义国家立定了位置。文章也写到，过去五十年支配韩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增长至上主义，实现它的方法是工业化，从经济发展史来看那五十年是工业化过程，工业化的主要内容与方向是扩大出口。文章归纳的条件里，还有赋存资源贫乏而人力资源丰富、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经济开发所需的国内资本不足、以及具备比较有效的经济管理组织。那一份五十年轮廓和历史排列，留下，不另添后来的官方数字。

新的变化，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文章里还放上另一类群体，即美洲印第安人——他们自己，照文章所记，主张Native American这一名称，并说印第安一词是哥伦布不了解、把美洲错认作印度才那样称呼的。他们拒绝在白人社会里共同生活，也拒绝联邦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或职业教育，为了独立生活而被分配到特殊地区，在那片保存区域内沿袭旧的传统和生活方式。为了原样保持祖先生活在美洲土地上的十九世纪初叶社会风习，他们不但拒绝使用汽车和电话，甚至连电灯也不用。这些群体共同选择了极端的孤立主义政策。作为更为极端的变化之例，文章还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连韩民族的语言和姓氏一并抹去，放在这里。我们不应当怠于适应的努力。同一主题更完整的韩语报告，可以在 CampusDown 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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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十多岁的K先生。龙山市场的手推车蔬菜行商。盛时扩到龙山区厅一带和元晓路入口，养活五口之家。一九八〇年代起出现新的竞争者。八十年代中期起是Titan卡车和扩音话筒：“某某农场的新鲜某某出来了。”十多年经验。资本、执照、简单电器技术成为负担，失去熟客，饮酒，戒酒聚会，强制住院。未能迅速把握流通变化和正在西化的生活。社会变化是包含结构与规范的全社会变化。进化还是循环，均衡还是冲突，技术革新还是精神。斯宾塞、涂尔干、马克思的多阶段发展，索罗金，帕累托的残基与派生体，斯宾格勒。本世纪中叶帕森斯的恒常性，达伦多夫的上命下服结合体。奥格本的文化滞后，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黑根的创造性人格，麦克利兰的成就需求。麦克利兰的确认不另标年份。只看一九五〇年以后。文章所说的过去五十年。一九四五年解放与分裂，一九四八年，一九五〇至五三年，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九日，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七年六月，一九八八年第六共和国。从传统社会到资本主义产业社会，从农业到工业，从低收入到中高收入，从封闭的东亚社会到西化的东亚社会，作为民主主义国家立定位置。增长至上主义与扩大出口的工业化。赋存资源贫乏、人力资源丰富、国内市场狭小、国内资本不足、比较有效的经济管理组织。新的变化任何力量都挡不住。主张Native American之名的群体，为守住十九世纪初叶风习而拒绝汽车、电话和电灯的极端孤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抹去语言和姓氏之例。不应当怠于适应的努力。

最后更新：202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