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冲突的著作，以及宽广的解读场

市民德性与可取政体，随笔写道，在马基雅维利自己的著作里也显得十分混乱。在《君主论》与《罗马史论考》中，关于这些主题的冲突言论并存，长期引起他究竟站在何处的争论。他一方面信任拥有健全市民德性的民的统治，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君主的权威统治来抑制民的轻薄与反复。他写过唯有共和保证自由并防止腐败，也陈述过君主政是提供社会稳定与效率的政体。

关于其真意的推测，笔记列举得很宽：近于君主政；支持共和政；在两者之间折中；保持不一贯的立场、毫不避讳地在两者间来回；或者对政体偏好漠不关心，只陈述政治秩序的一般原则。作为共和主义者的解读也有分歧：主张恢复古罗马政治的传统共和主义者；以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人文主义为根的近代共和主义者；以及与这两者不同的第三种共和主义者。

如此宽广的见解，作者说，可能是后世学者从他的部分表述中推断出过多含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能出自著作本身存在的含混与内容冲突。随笔随后转向他开创的近代政治哲学的性格，以及“运道服从德”这一说法。

运道服从德，以及两场大战

马基雅维利毫不减轻地如实分析、评价古罗马的政治与道德缺点。这种非沙文的态度，用笔记的话说，即冷峻而科学的态度，在《君主论》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同样也出现在《论考》中。关于古罗马繁荣的原因或意义的讨论，见于《论考》第二卷。看到这些讨论，作者得到一种印象：如今社会科学家当作某种近代化尺度来设定的能力变量，或成就这一要素，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已经出现。

这里的问题，按笔记的安排，是他在《君主论》第六章至第七章之间提到的德性（virtue）与运道（fortune）的问题。他更重视德性，而非运道。这一《君主论》的主题在《论考》中也清楚出现；最大的差别只是，《君主论》讨论特定人物的德性——第六章的罗穆卢斯、摩西、居鲁士、忒修斯、希伦，第七章的切萨雷·博尔贾——而《论考》讨论的是国家的德性。

问题在于，随笔写道，马基雅维利与李维在评价古罗马作为世界性帝国而繁荣的原因时，眼光不同。马基雅维利拒斥把罗马的政治、军事德性，与神圣的罗马之神与之同在的运道这两种要素结合起来的倾向。当罗马的繁盛被还原为神圣要素时，他认为罗马人的德性有被削弱的余地。于此他试图把一切成就统一到能力意义上的德性问题。他也对这样的主张举起反旗：在战争一类问题上，罗马因为运道好，才得以避免同时进行两场大战的危险或负担，并克服敌人的挑战。他主张，原因只在罗马人的德性，或通过预先预见将来不便的审慎能力来克服敌人。

1982年的李维版本，以及比君主更稳的民

马基雅维利还在《君主论》第九章看见并承认民的力量。他表述政治领袖应将民揽入自己怀中这一看法，笔记称之为“近代共和主义精神”，并据此在《论考》第一卷中保持同一观点。对于贬低、轻视民的倾向，他给予严厉批评。

李维在笔记所引的1982年版中，于所著《罗马史》第六卷第七章写道，没有比民更虚妄、更不稳的存在。民怀着虚妄的想法，不稳定，行动上无法一贯预测，因此信任他们是不可取的。他又在《罗马书》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五章——笔记的写法，显然是同一部《罗马史》的笔误——认为，民在拥有政治支配权时傲慢地统治，没有时则卑屈服从。1982年是被引用的版本年份，并非李维本人的年代，就这样保留。

针对李维的观点，马基雅维利以民比君主更实质、更稳定这一论旨加以反驳。“作为个人的民”在政治、道德与智识上软弱，也常犯错误，但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居于君主之位的人身上；作为一个整体，民在道德能力上比君主更可信任，在判断或选举公职上很少犯智识错误。轻视民的观点，他主张，是此前所有著作家的一般问题：包括马基雅维利以前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等古希腊古典哲学家、塔西佗一类古罗马史家、西塞罗等古罗马哲学家；同时他也主张，此刻成为关注对象的李维，同样犯了与这些著作家同等的错误。同一篇韩语随笔的全文，在 CampusDown。

参考文献

1. 一篇学生随笔，写《君主论》与《罗马史论考》中关于市民德性与可取政体彼此冲突的看法，以及后世宽广的解读。
2. “运道服从德”这一说法，《君主论》第六、七章中特定人物的德性，《论考》中的国家德性，以及反对把罗马同时避免两场大战的原因归于运道。
3. 作为引年份留下的1982年李维版本，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回答：民作为整体比君主更稳定、更可信任。

最后更新：202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