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是帝国，不是文明

笔记从他们所写、奇异地反射十九世纪鸦片战争的一段急促历史展开写起，并写到中东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在他们看来，它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的逻辑几乎没有改变。他们还写，对石油产业的主要投资，在一些家族财产里，可以追溯到始自鸦片贸易的财富。他们不愿让“冲突的帝国”这一题目，与“文明的冲突”混在一起。他们写，文明并不会冲突，冲突的只是帝国。

要理解军队的帝国，他们说，必须从历史上考察语言、战争、国际法、符号语言的发明与异域想象之间的紧密关联，以及“野蛮人”这一概念，如何在大英帝国与清的军事冲突中，占据一种跨越文化与语言的特殊位置。他们也想追踪这一概念作为历史概念，在汉语里如何变化、如何被运用。他们还写，对十九世纪符号学理论，以及作为新军事技术的电报的研究，可以支撑一种阅读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

惠顿、马丁，以及一部汉语的国际法

他们写，对天命的语言表达，在满洲统治者的帝国意识形态中具有重要含义。他们阅读的中心，是十九世纪国际法的翻译与传播，尤其是亨利·惠顿关于国际法原理的著作，其汉译本为《万国公法》。译者，他们写，是美国传教士威廉·亚历山大·帕森斯·马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后以翻译兼外交官的身份活动。他们说，他对那部著作的翻译，是给十九世纪清朝、西方列强、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提供形式框架的历史事件。

他们写，《万国公法》向主要读者——满洲与汉人官员——清楚地指示了中国在最新科学世界地图上的位置。十九世纪中叶，本土语言的抵抗仍然强烈；英语与汉语之间假定的对等尚未建立，一个词在另一种语言里可能具有的意义范围仍然相当宽。在他们的叙述里，有人承认这部书有用，却仍觉得文字十分拙劣。他们写，十九世纪以前，亚洲国家曾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后来随着国际法理论自身的变化——放弃自然法原理、接受欧洲式的实在法——它们变成了必须申请加入、或等待列强承认的候补者。

“野蛮人”、天津，以及圆明园

他们写，给他者命名、再把他者纳入自己，是殖民遭遇开始时常见的一种指示性称呼。欧洲的“野蛮人”话语，让帝国命名殖民他者，同时巩固自身作为主权主体的位置。他们写，通过把美洲原住民和其他非欧洲族群称为未开化者或野蛮人，欧洲帝国在种族、文化、技术、语言和所有权的基础上，建立了文明的等级秩序，以及关于殖民地他者性的认识。他们还写，同一称呼不能反向用到命名者身上，否则就会破坏那种等级关系。基于在中国的经验，英国人的“野蛮人”话语，在他们看来，已经带有创伤话语的殖民性质；而英国为战争所作的法律正当化，正是那种性质最充分的法律表达。

英国强迫清政府签署天津条约，两年后，笔记写道，英法联军占领并劫掠了北京。他们先对城西北著名的清帝国园苑圆明园进行劫掠与放火，随后在首都设立外国使馆区。他们还写，英国当局对不得体的措辞非常敏感，定期检查中方官方通知里是否有失礼的表达。对西人的负面描绘，他们写，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初次出现在中国南海沿岸，任意劫掠杀伤，其中尤以诱拐妇女儿童卖到他国为奴而恶名昭著。在这一叙述里，辱骂与投掷物件，与其说是准确的知识，不如说是为了唤起对暴力的记忆，并在全国动员抵抗。同一份韩语整理的全文，在 CampusDown。

参考文献

1. 笔记对冲突的帝国、汉译惠顿国际法、马丁与圆明园的阅读

最后更新：202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