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学历、2000年代的同辈，以及仅被点名的五项原则

笔记从一个意在说明教育社会学为何重要的家庭争执写起。五十多岁的父亲在困苦家庭读完专科，并在显眼职位不多的1970年代初找到工作；当时这份学历仍算高学历。二十多岁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处于失业，父亲说，他在相对安稳的环境里不必担心学费就读完了大学，却仍进不了那么多岗位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无能。

笔记写，儿子若学过教育社会学，本可用教育膨胀的概念清楚作答。父亲读完专科时，那份学历的就业效果很大；儿子的大学学历，在大学毕业生超过四成的同辈中，不能指望有同样的效果。在1970年代的劳动市场，父亲的学历有竞争力；在2000年代的市场，儿子的学历则没有——比较停留在这两个年代。这些年代与比例，不改写成后来的官方比率。

教育从教师点名学生，到国家的长期计划，都必然伴随选择，而这些选择反映个人与群体的价值与意识形态，于是有人获利，有人无法避开损失。教育社会学把这类争议当作主题，追问教育与经济、社会、文化不平等的关系，并寄望更人道、更平等的社会。五项原则只被点名，不再展开：教育机会的容许性平等、教育机会的保障性平等、教育条件的平等、教育结果的平等，以及经由社会改革的教育平等。他们还补充说，指望从教育获得平等受益，只会给当代大多数人留下挫折感。

1975年的库姆斯：再整理的四个问题，不另立第五个标题

笔记写，库姆斯（1975）认为教育不平等会带来以下五个问题。在独特叙述里，后来的再整理清楚列出四项，这里也按这四项来写。第一，供给与教育需求失衡。需求具有分阶段稳步上升的性质，一旦被满足，欲求会再升高，几乎与经济状况无关，供给难以跟上。这一上升会把初等教育的受益者推向中等，再推向高等。

第二，教育预算的要求与供给能力失衡。要以有限预算应对升高的需求，教育支出的绝对额或许增加，相对教育预算却会下降。在这种情形下，与数量扩张相称的质量改进很难实现。第三，教育供给与就业之间失衡。最理想的状态，是教育的数量增长与创造就业的经济增长保持适当平衡；实际上，远超增长率的教育扩张率，会造成“受过教育的失业者”问题。

第四，内容与方法仍未走出前现代形态。他们说，现代教育的内容是大众教育式的，方法需要不断改进，但大多数学校教育的内容仍未离开旧有形态，方法的改进也迟滞。原因，在这一叙述里，被归于不平等：数量扩张没有配上质量改进。接着写，“受过教育的失业者”会带来多种社会副作用：不满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经由教育的就业竞争，通过雇用的下移，侵蚀学历相对较低者的机会；一旦觉得改善困难，便陷入社会与政治上的疏离，恶性循环反复。这些效果接在四项之后，没有明确的第五个标题，这里也不另立第五个标题。

作为建议留下的对策，以及两个具名来源

写作者的答案是作为应当去做的事情提出的，不写成后来已经施行的政策。应当拟定长期、综合的人力供需计划；压缩处于过剩供给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名额，并提高理工科比重，以培养信息化社会据说需要的技术人力。他们还说，需要社会教化，以纠正盲目升入大学的价值观；待遇应从学历转向能力，缓和工资差距的政策也应持续。高学历供需失衡，他们认为，与其单靠市场原理或短期刺激来减少失业，不如用结构办法纠正部门错配，并加强大学、企业与政府的合作。

企业作为需求方很重要，并且需要通过组织内部的人力规划形成稳定需求。在职训练可补充部分短缺人力，但存在运营与财政上的限度，因此应由产学合作把大学内的剩余人力用起来。现行以学问为中心的单线教育制度，他们写，应改成适合产业社会的复线。在高等学校、专科大学、一般大学、研究生院等现行体制之外，新设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的技术专门学校、技术大学、技术研究生院等新技术课程，据这一叙述，是为减少教育不平等所应作的努力。这些都作为建议留下。

具名的来源有二：李延珠，《教育福利政策中被假定的平等含义》（2017），以及洪秀敏，《共同教育课程中的平等含义》（2016），均属首尔教育大学教育专门研究生院。同一篇韩语报告的全文，在 CampusDown。

参考文献

1. 关于教育平等原则、以及平等何以被认为必要的笔记，从围绕学历的父子争执写起。
2. 1970年代与2000年代的比较，包括同辈中大学毕业生超过四成的数字，留在那些年代；五项原则只被点名，不再展开。
3. 库姆斯（1975），再整理的四个问题，以及没有第五个标题的社会效果；写作者的对策作为建议留下；李延珠（2017）与洪秀敏（2016）。

最后更新：202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