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管孩子，到分担保育的责任

1991年《婴幼儿保育法》制定之后，韩国的保育机构、在托儿童和工作人员的数量都迅速增加。一篇韩国学生的文章认为，即便需求仍常常超过供给，这种数量上的扩张仍是这部法律切实的成果。制度化不只提高了数字。它还帮助把“这只该由父母自己应付”的私人义务，推向一种公共认识：婴幼儿保育是整个社会的课题。

立法以前，常用的词是托儿：看管而已。文章所定义的保育则走得更远。它是着眼于成长、发展以至于人格养成的保护与养育，也是一种可以介入儿童与家庭生活问题的社会福利服务。它与幼儿教育相近，却更重视孩子周围的生活，而不只是一堂课。需求上升，背景是社会需要女性的劳动力；文章还补充说，近年来各国也因低生育而加强保育。核心家庭、双职工、单亲家庭和未婚母亲增多之后，作为福利的保育更难再被看成可有可无。

1991年的法律，以及同时看见孩子与监护人的目的

这部法律规范从出生到小学入学前的婴幼儿保育。文章转述的目的有两层：保护婴幼儿身心并教育其成为健康的社会成员，同时帮助监护人的社会与经济活动顺利进行，从而也增进家庭福利。

最初的文本于1991年1月14日以法律第4328号制定，针对因劳动、疾病或其他情况而难以在家得到充分照顾的婴幼儿。机构里的保护是首要功能，典型对象是监护人的养育功能已经减弱的孩子。同一部法律还规定，国家、地方自治团体以及全体国民都有责任健全地保育婴幼儿。文章认为，正是这一公共主张，使保育可以作为国家政策来推进：下一代的健康并不只是私人愿望。

2004年1月的全面修订

文章说，数量已不再是唯一的要求。质量被提了出来，1991年的条文已被认为跟不上后来的社会需求，有时甚至成为障碍。2004年1月法律全面修订，文章把这次修订读作收拾积压改进事项的机会。

它特别写出第三条：保育应把婴幼儿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且不得歧视。文章将此视为一种儿童福利模型，而不仅仅是面向低收入家庭或仅仅面向女性劳动的模型，并主张保育不应完全交给市场。修订还在国务总理之下设立保育政策调整委员会，并设立中央与地方委员会；2004年6月，政府机构改组后，保育行政转到女性部。文章把它记为经过，而不是故事的结束。机构类型也整理得更清楚，由监护人组成合作社来设立和运营的父母协同托儿所，被加进已有的国立和公立、职场、法人、民间和家庭保育机构之列。在这种叙述里，法律已经做成了一件大事：让保育成为公共问题。尚未完成的工作，是让服务好到孩子不会只被放着不管，质量也不会只是市场碰巧提供的东西。 更长的韩语原文可在 CampusDown 阅读。

来源

1. 一篇学生文章，从1991年的制定到2004年1月的全面修订，来读韩国《婴幼儿保育法》。

最后更新：2026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