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师任堂在韩国几乎人人记得,从给孩子看的伟人传到专门研究都有,她也是第一位被用在货币图案上的女性。笔记没有写出采用的年份,这里也不补。她只活了大约五十年,但关于她的讲述已经延续了五个世纪。作者认为,这件事不能只靠两个事实来解释——她是画家,又是李珥(号栗谷)的母亲——还要看每个时代怎样给这些事实赋予意义。她于1504年、燕山君十年生于江陵,1551年、明宗六年在首尔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文章说,她被怎样记住,始终取决于是谁在说、又为了什么而说。
作者说,在韩国历史上,像申师任堂这样被全国记住的人并不多。关注从儿童传记延伸到专门研究,而在她成为第一位出现在货币图案上的女性之后,关注又加大了。笔记没有写出那一年,这里也不补。
她只活了大约五十年,记忆却持续了五个世纪。支撑这个故事的两个事实是:她是画家,又是栗谷李珥的母亲。作者并不认为单靠这些事实就能说明她的名声。被记录下来的事实,并不会自动变成真理。
与传统时代大多数没有留下痕迹的女性不同,她的生卒年相当清楚。1504年、燕山君十年生于江陵,父亲申命和,母亲龙仁李氏,是五个女儿中的第二个。1522年、中宗十七年与李元秀结婚,育有四男三女。1551年、明宗六年在首尔去世,享年四十八岁。三十八岁在首尔夫家安顿下来之前,婚后近二十年她主要以江陵为居,也往来坡州、蓬平。
因为是画家,母亲的角色更显眼;因为是栗谷的母亲,画作也更显眼。作者说,这双重身份使她有别于朝鲜时期其他出众的女性。即便如此,如果后来没有人给史料赋予意义,她也不会被记成贤母良妻,或母亲的象征。
她是谁,取决于人们怎样记她,也就是怎样讲述她。谁在说、说什么、出于什么意图、用什么方式说,都会改变她的模样。在这种读法里,真实是通过知识与权力生产出来的话语效果。
作者还写道,韩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女性进入社会,但贤母良妻论至今仍是规范女性生活的一种意识形态。师任堂的形象会随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转动:一会儿是女性艺术家,一会儿又是贤妻良母。
笔记说,有一类研究把既有话语当成既定事实,把师任堂本质化。那样很难看出讲述本身如何随时代变化。另一类研究以李淑仁、金秀珍为代表,把这些变化读成政治。
李淑仁追踪一位十六世纪女性在四个世纪里被改写的过程:从画家申氏,变成妇德与母性的承担者。十七世纪,宋时烈出于显扬李珥的需要,把她写成有德的申夫人。十八世纪的老论把她比作北宋李定的母亲侯夫人,推尊为圣贤栗谷之母。到了十九世纪,她又被再生为人人应当仰望的母性化身。
金秀珍关注从韩末、殖民时期一直到1970年的再解释。爱国启蒙时期,她作为有教养的女子之一出现;殖民末期的总动员中,被塑成“军国之母”。之后一度消失,又从1960年代到70年代,在民族中兴的现代化计划下,作为“韩国式贤母良妻”复活。笔记认为,这是由国家主导赋予的传统,是一种发明。这些年份仍留在那个框架里。
同一篇韩语随笔的全文,在 CampusDown。
最后更新:2026年11月14日
笔记写道,她于1504年、燕山君十年在江陵出生,父亲是申命和,母亲是龙仁李氏,是五个女儿中的第二个;1551年、明宗六年在首尔去世,享年四十八岁。1522年、中宗十七年与李元秀结婚,育有四男三女。这些年份仍留在那个朝鲜的框架里。
作者说,与传统时代大多数女性不同,她的生卒年相当清楚。她留下了许多画作,又是学者兼政治家栗谷的母亲。但文章认为,仅有事实并不会使她成为贤母良妻或母性的象征。那幅肖像是后来的讲述做出来的。
笔记依李淑仁、金秀珍的研究,梳理了一条很长的改写:十七世纪,宋时烈为了显扬李珥,把她写成有妇德的申夫人;十八世纪,老论人士把她比作北宋李定的母亲侯夫人;十九世纪,她成为人人应当仰望的母性化身。爱国启蒙时期,她作为“有教养的女子”之一出现;殖民末期的总动员中,她被塑成“军国之母”;1960年代到70年代,又在民族中兴的现代化计划下,被复活为“韩国式贤母良妻”。这些世纪和年代,都留在笔记本身的框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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