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反省与辩解交界上的小说

笔记写道，蔡万植《民族的罪人》的问题在于，就如何处理亲日而言，这件作品的亲日意味处在反省与辩解的交界上。与其他在一个期待人坦白既往过错、求得赦免、并转向建设新国家的时代里的文学者一样，作者认为，这部小说不能单靠文学得到原谅。独特叙述中没有写出出版年份，这里不另补。所举出的背景是光复时期，这一说法按笔记留下。

就其主题效果属于反省还是辩解，研究者鲜明分成两种立场。笔记说，这一分裂本身也说明，要理解这张意义之网并不容易。也有不被这一二分左右、较为审慎地解释其意义的读法。尹大石谈记忆与遗忘的心理过程，把蔡的小说定为重新构造作者本人身份、并由此重新构造朝鲜民族身份的叙事结构。方敏浩的《蔡万植与朝鲜式近代文学的构想》，以及柳普善的《冷嘲与崇高的奇怪可逆反应——蔡万植文学中的亲日与反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判断略有保留。

笔记说，正因为文学者对日据末期与日本合作的自我意识以文学作品显现，是并不多见的情形，讨论反省的真实性事实上难以回避。即便如此，作者仍认为，蔡即使有过亲日行为、承认过错并发表这部小说，也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并不能靠拿出小说来求得赦免。

作者的读法，以及来自左翼的看法

按这一读法，《民族的罪人》的内容通篇是主人公的反省与叙述者的自我辩解、自我辩护合在一起，因而看不见反省的真实性。通过坦白亲日事迹，主人公重新找到角色、再确立身份，无真实性的辩解与辩护这一否定性功能便由此完成。笔记也写到，从左翼的立场出发，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坦白既往过错，从而支撑现在、打开将来。相反，许多人共同持有不能被原谅、并非对构成罪过的事迹的真实反省这一立场。

在这一系列之首，笔记放置金允植的《蔡万植论——民族的罪人与罪人的民族》。郑镐雄关于蔡的虚无主义与承担历史的主体问题的论述，据说提供了独特的自我辩解逻辑，并提供了民族性的自我批判论；李东夏对李光洙与蔡万植光复时期作品的研究，则被认为是在试探获得赦免的可能。三枝寿胜并未把批判说得很尖锐，却评价说，蔡把作为作家的自我批判与把这种批判小说化混同，试图以给道德问题画上句号的方式重新活下去，立场与此相近。这些研究未标年份，这里不另补。

作者也认为，在作品视线内转的过程中，并未借讽刺成为对自我的真正反省。在光复时期蔡万植的文学世界里，这部小说所起的作用，按笔记的说法，是结束此前作品的讽刺，并经由自我辩解、自我辩护与自我说明，在没有真正反省的情况下出版小说。

光复时期的告白，放在两位同时代作者旁边

笔记说，《民族的罪人》确实是一部成问题的作品。其成问题之处在于，在经历过日本殖民时期的韩国历史里，它占据着对日合作问题的文学报告这一位置。这部小说与李光洙的《我的告白》、金东仁的《亡国人记》（笔记中的篇名）等被视为同一轨道。就李光洙而言，据说可在附录《亲日派之辩》中得到确认，而那篇文章实际上成了近乎对民族共同体的胁迫的、现实而实用的自我辩解。就金东仁而言，则完全没有对自己作反省思考的余地，只停在毫无办法的表达上。

《民族的罪人》作为坦白亲日事迹的叙事，据说也不具有值得注意的个人真实性。它作为处理亲日事迹的成问题的小说，一直受到不同评价。在把解释分成“反省”与“辩解”两类的方法里，给出了不同的解说；若从亲日告白的文体这一面来看，笔记说，便可以越过这一二分，连光复时期蔡万植小说的内在关联也能理解。

告白是借“反省＋辩解、辩护”这一模式的叙事策略，以及对立的回想结构来进行的。正因为这一争论，在光复时期蔡万植的小说世界里，这部作品具有成问题的性格。它处在光复时期再次大量出现的讽刺文学小说，与作者生涯末期不再讽刺、或以小说方式处理历史的作品之间。因此，若要准确确定蔡在光复时期文学世界中可以确认的主题效果或倾向变化，并寻找其意义，对《民族的罪人》论旨的分析便显得难以回避，作者这样看。同一篇韩语随笔的全文，在 CampusDown。

参考文献

1. 一篇学生随笔，以蔡万植的《民族的罪人》为中心，讨论亲日文学的清算。
2. 尹大石、方敏浩、柳普善、金允植、郑镐雄、李东夏、三枝寿胜的读法；独特叙述未标年份的，保持原样。
3. 与李光洙《我的告白》、金东仁《亡国人记》的比较，以及“反省＋辩解、辩护”的叙事模式。

最后更新：2026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