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环境，从景教到后来的禁教

在中国，基督教宣教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开始的，笔记这样写。从一开始，便因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挑战而持续困难。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在唐代把基督教以景教传入中国。他们写，它一度兴盛，却因对朝廷的依赖、与其他宗教的妥协、以及与母会的隔绝而未能本土化，并在武宗时期的大迫害中衰落。迫害的记忆，他们补充，此后也给中国社会接受外来宗教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罗马天主教的进入，他们写，始于十三世纪。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按笔记所写的这一名字——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会，并为数千人施洗；随着他的去世，活动也衰退了。后来，耶稣会传教士以澳门为中心尝试进入中国，利玛窦等人以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方式传教。然而在与儒学的冲突中遭遇持续抗拒，康熙与雍正的禁教，使他们所写，让中国境内的基督教活动几乎不再可能。

鸦片战争前的数字，以及升高的敌意

十九世纪初，他们写，外国人在中国的居住与活动受到限制，传教士不得不留在澳门、广东等有限地区。新教传教士把力量放在圣经翻译与出版这类间接活动上，并以曼谷、新加坡、雅加达等中国本土以外的华人社区为对象。然而，正因为不是面向中国本土的宣教，便有其限度。这一时期的禁教与迫害，他们说，大大缩小了中国境内基督教共同体的规模：信徒一度多达三十万，到鸦片战争前已不足十万。这些数字留在笔记所给的窗口里，不改写成其后的官修合计。

当外国传教士借武力与不平等条约获得宣教权时，他们写，在中国人中间，基督教作为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宗教这一形象便增强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的宣教与帝国主义式的掠夺紧密相连，反基督教情绪随之增强。传教士，他们说，常常利用治外法权地位占有土地、介入法律争端、并强加西方文化。怀有中华思想的绅士阶层，把基督教视为外来侵略的象征；当传教士批评父权制、缠足、祭祖这类中国传统时，与力图守护中国文化与儒家价值的绅士阶层的冲突便更加深了。他们写，这类文化冲突导向十九世纪末的反基督教事件，包括天津教案与义和团运动——笔记把义和团记为1899年至1901年在华北发生的反外势、反基督教运动——并发展成把基督教与西方帝国主义视为一体的大规模运动。

祷告、内地，以及中国服饰

在这样的处境里，他们写，戴德生接受了宣教的挑战。他的原则是以对上帝完全的信靠为立足，相信所需之物将借祷告、而非物质赞助被供应。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直接提出财政要求，只依靠上帝的供给。一个例子是：雇主未发工钱时，他并不催讨，只祷告，作为回应，第二天便有金币经邮寄到达。由此他也让传教士确立「信心宣教」的原则：不负债，把所需财政只托付给上帝。他也把传福音——耶稣基督的人格与拯救的信息——当作最重要的目标，并且选择不只停在讲道，而在生活中实践出来。

1865年，他们写，他创立中国内地会，一个超教派团体，旨在把传教士送到沿海城市以外的内陆；按笔记所写，这一团体今天作为 OMF International 延续。他于1853年前往中国，在上海、宁波等地工作。鸦片战争后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扩大了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宣教也随之扩展，但「宣教是与帝国主义势力一同进来的」这一认识，也使地方绅士与民众的反感增大。在宣教学里，他们补充，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与生活方式，并从此中传出信息的过程，被称为文化适应或本土化；戴德生选择中国服饰与辫发，常被当作这一进路的代表性例子。同一份韩语整理的全文，在 CampusDown。

参考文献

1. 笔记。一篇学生整理，读戴德生：内地宣教、信心宣教与中国服饰。旧时的信徒人数留在所给的窗口里。

最后更新：2026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