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处置场要建在你家附近怎么办?韩国扶安事件、邻避效应与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角色
- 社区社会工作是在社区层面介入、影响制度并预防和解决地区问题的社会努力。
- 2003年扶安居民抵抗处置场20多个月,2005年庆州则通过居民投票接受了处置场。
- 从北山实验室到邻避事件,以居民为主体的民主决策和早期沟通是关键。
目录
当政府提出要在某个小地方建设放射性废物处置场时,社区社会工作要做的,是确保居民能拿到可信的信息、各方意见都能表达,并真正参与决策本身;韩国2003年的扶安事件和2005年的庆州公投说明,同一类设施,居民被如何对待,决定了它会引发激烈冲突还是获得广泛认同。这一点和我国讨论“邻避效应”、推进放射性废物处置时面临的问题高度相通。
如果听说你的家乡被选为放射性废物处置场的候选地,你会支持还是反对?本文依据的韩国资料,要求学生站在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以扶安事件为主线,同时结合我国中低放废物处置场和北山地下实验室的进展、邻避事件中的公众沟通,以及社区治理中的“三社联动”,把社区工作的理论讲得更具体。
什么是社区社会工作?
资料指出,社区福利是一个追求地区福利提升的综合性制度概念,指专业人员或非专业人员在社区层面介入,影响各项制度,预防和解决地区问题的一切社会努力。社区工作的具体步骤,可以参考维基页面社区工作实践过程模式。
在我国,社区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紧密相连。近年来各地推进“三社联动”,即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协同服务居民,一些地方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加入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居民议事会、楼栋长、协商议事平台等机制,都是让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它们的共同理念是:居民不只是服务对象,更是社区治理的主体。
按照这一思路,处置场这样的设施问题就不只是技术或行政问题,而是关系到居民生计、健康担忧和社区共同决策方式的社区福利议题。
扶安事件是怎样发展的?
2003年7月,韩国西南部农渔业地区全罗北道扶安郡的郡守申请引进放射性废物处置场,韩国政府随即确定扶安为建设地。许多居民认为自己事先没有得到充分沟通,他们要求撤回申请、郡守下台,在20多个月里通过集会、示威、学生罢课,甚至自行组织居民投票进行了激烈抵抗。
最终,政府放弃在扶安建设处置场,郡守也宣布停止引进活动,事件才告一段落。这个案例至今仍被用来说明:在没有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决定选址,会带来多么深的冲突和创伤。
阅读长文时,先浏览小标题能更快理清整体脉络。读完后不妨试着提炼一个思考问题来巩固理解。
支持和反对的理由分别是什么?
资料承认,相比可再生能源,成本更低的煤电和核电长期支撑了韩国的产业竞争力。但它也指出,细颗粒物和温室气体等环境负担被转嫁给下一代,人们还要生活在对核的担忧之中。
| 立场 | 理由 | 背后的价值 |
|---|---|---|
| 支持 | 废物已经存在,必须安全处置;深地质处置是国际公认路线 | 责任与安全 |
| 支持 | 当地可获得就业、投资和长期补偿 | 经济发展 |
| 反对 | 担心农渔业和旅游业受到“风评”影响 | 生计 |
| 反对 | 全国受益,却由一个小地方承担负担 | 公平正义 |
| 反对 | 没有经过真正的协商和同意 | 民主与信任 |
由于双方依据的价值不同,单靠技术数据很难说服对方。承认这一点,才是真正对话的开始,也正是社区工作者发挥作用的空间。
我国在放射性废物处置和邻避沟通上有哪些经验?
我国已建成多座中低放废物处置场,例如位于甘肃的西北处置场和广东的北龙处置场,采用近地表处置方式。对于高放废物,我国确定了深地质处置的路线,并在甘肃北山开展了多年选址和研究工作,北山地下实验室于2021年开工建设,被视为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的重要一步。北山地处戈壁,人口稀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冲突,但公众沟通依然不可缺少。
另一方面,邻避事件也给了我们深刻教训。2007年厦门PX项目因市民强烈反对而迁址,2016年江苏连云港拟建的核循环项目在引发公众集会后宣布暂停选址。这些事件说明,项目是否安全是一回事,公众是否信任、是否被提前告知和征求意见是另一回事。近年来,核电企业普遍开展“公众开放日”、科普进社区和信息公开等工作,正是为了在项目早期建立信任。
| 案例 | 决策方式 | 结果 | 对社区工作的启示 |
|---|---|---|---|
| 韩国扶安(2003年) | 郡守申请为主,事先沟通不足 | 激烈反对后放弃 | 同意程序不能省略 |
| 韩国庆州(2005年) | 多个地区举行居民投票 | 赞成率89.5%,确定选址 | 投票程序本身也要公正 |
| 江苏连云港(2016年) | 项目前期选址 | 公众集会后暂停选址 | 信息公开和早期沟通至关重要 |
| 甘肃北山(2021年起) | 长期科研与选址论证 | 地下实验室开工建设 | 科学论证与公众沟通需同步推进 |
把这些案例放在一起看,可以发现一个共同规律:技术安全论证从来不是唯一条件,居民是否感到被尊重、被倾听,往往决定了项目能否顺利推进。
扶安之后,韩国是怎样确定选址的?
扶安事件后,韩国政府在2005年引入了通过居民投票决定中低放处置场选址的方式。庆州、群山、盈德、浦项四个地区举行了投票,赞成率最高的庆州(89.5%)最终入选。从“自上而下决定后通知”转向“居民直接选择”,是最大的变化。
政府向庆州承诺了特别支援金、韩国水力原子力公司总部搬迁、质子加速器项目等地区发展措施,处置场于2015年正式开始处置废物。不过,由于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引进宣传、缺席投票比例较高等问题,投票的公正性也受到质疑。这说明,比投票形式更重要的,是居民能否在充分的信息和时间下自由判断。
挑战仍然存在。庆州只处置工作服、手套等中低放废物,乏燃料等高放废物在韩国还没有永久处置设施,只能暂存在各核电站内。2025年2月,韩国国会通过了高放废物管理特别法,如何确定深地质处置场选址再次成为重要的社会课题。芬兰的翁卡洛作为全球首个乏燃料永久处置设施,经常被拿来参考。
社区社会工作者应该做什么?
资料主张,借鉴扶安的经验,各地应实现以居民为主体的自主、民主决策,并据此执行政策。设施选址冲突的一般结构,可以结合维基页面邻避效应与设施选址冲突来理解。社工的角色不是替居民下结论,而是守护一个让居民在充分了解信息后自己做决定的过程。
- 信息是否充分、透明、通俗易懂地公开
- 居民能否直接参与决策过程
- 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是否都得到尊重
- 补偿和支持承诺是否具体、可兑现
- 决策之后有没有修复邻里关系的办法
具体来说,社工可以协助筹备居民说明会和座谈会,组织第三方专家答疑;针对老年人、渔民等容易被信息“落下”的群体开展入户走访;借助居民议事会等平台把分散的意见整理成可以讨论的议题。冲突激化之后,还可以通过社区节庆、共同项目等方式,帮助居民重新建立合作关系。这正是“三社联动”在重大议题中的用武之地。
一个小渔村的决定,为什么会变成全国性的问题?
处置场、发电站这样的设施,好处由全国共享,负担却集中在建设地。这种结构让“设施很必要,但别建在我家附近”的邻避心理很容易出现。如果把它简单地看作“地方利己主义”,冲突只会更深。渔民担心海产品卖不出去,父母担心孩子的健康,这些都是正当的关切,需要在技术论证之外被认真对待。
总的来说,扶安和庆州的差别不在于设施本身的危险程度,而在于决策过程中居民受到了多少尊重。写相关作业时,把扶安、庆州、韩国高放处置难题和我国的北山实验室、邻避事件结合起来分析,就能把社区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讲得更具体、更有说服力。
常见误区
- 把选址问题只看成工程技术问题,忽视信任和程序。
- 把所有地方反对都贴上“邻避”“利己”的标签。
- 以为只要举行投票,就等于获得了真正的同意。
- 忽视决策之后修复社区关系的长期工作。
自我检测
- 你能说出扶安(2003年)和庆州(2005年)在程序上的主要区别吗?
- 你能解释“三社联动”中的“三社”分别指什么吗?
- 你能举出一个我国邻避事件,并说明它对公众沟通的启示吗?
本文由CampusDown编辑部根据韩国社区福利案例资料、Daniel P. Aldrich《Site Fights》(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8)、我国放射性废物处置与北山地下实验室的公开报道,以及扶安、庆州事件的公开资料整理,2026年11月审核。
常见问题
扶安事件是什么?
2003年韩国扶安郡郡守申请引进放射性废物处置场,居民抵抗20多个月,最终政府放弃了计划。
庆州是怎样被选为处置场的?
2005年四个地区举行居民投票,庆州以89.5%的最高赞成率入选,中低放处置场于2015年开始处置。
北山地下实验室是什么?
位于甘肃北山戈壁的高放废物地质处置研究设施,2021年开工建设,用于研究深地质处置的可行性。
什么是“三社联动”?
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协同服务居民的机制,部分地方又扩展为加入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
社工在选址冲突中应该站在哪一边?
社工不替居民下结论,而是保障信息公开、各方表达和居民直接参与,并在决策后帮助修复邻里关系。